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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春，熊希齡赴長城救死扶傷，宣慰抗日戰士。圖為熊希齡（中）在長城演講，慰問鼓勵官兵。前方立者為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

熊希齡寫于1937年8月20日的抗戰家書。

文/楊艷華 圖/鳳凰縣檔案館提供

近日，筆者在鳳凰縣檔案館有幸讀到民國總理熊希齡的抗戰家書，泛黃的信箋上，筆墨力透紙背，在這些凝重的字跡里，我們仿佛看到那個白髯飄飄的老者，在寒風中奔走，在硝煙中吶喊，在傷兵前俯身，這位民國時期優秀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慈善家，一生憂國憂民的赤子形象在這些字里行間具象和鮮活起來。

在1933年3月29日給長女熊芷的信中，他說：“香兒，余于廿六日率紅卍字救護隊赴遵化，忘記函告汝處。廿七日至羅文峪，廿八日至喜峰口等處視察，刻因戰事少息，從事于掩埋工作及調查難民。身體甚健安，勿遠念。冷口戰烈，天津可速預備后方醫院為要。”這封信寫于長城抗戰前線，當時，他正率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抗日救護隊在長城抗戰前線救護傷兵和難民。從信中可以看出，64歲高齡的他連日奔波于前線，幾乎一刻不曾停息。除告訴女兒自己的工作和身體情況外，他還提醒女兒，戰事緊張，在天津可加緊籌辦后方醫院相關事宜。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加速侵吞我華夏的行動，“九一八”事變后，日軍占領我東三省，國內局部抗戰開始。1937年七七事變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民族危難、國家危亡之時，早已辭官遠離政治、全心從事慈善事業的熊希齡再次挺身而出，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直至耗盡自己的生命。

1931年12月，他牽頭發起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以“發揚民治共濟國難”為宗旨，以“規劃救國方案，實施救國工作”為主要任務，并發表國難救濟會宣言。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后，他立即致電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等將領，稱頌和勉勵他們的功績，并表示“擬集社會資力，共商撫恤遺族辦法”，要求“所有陣亡將士姓、籍、住址，請飭軍書造存表冊，隨時見示”。之后，他言出行隨，在上海組織“衛國陣亡將士遺族撫恤會”，開展撫恤和善后事宜。

1932年2月12日，他在香山慈幼院開展抗日救國動員中慷慨陳詞：“吾人須知不走死路，決無生路。必有少數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數人之能生。國若能救，雖死亦榮；國不能救，雖生亦辱”“余雖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虜，一息茍存，誓當奮斗”“故于全國人民救國總動員之前，先為本院師生救國之總動員；于本院師生救國之總動員之前，先為余一家救國總動員”。隨后對全家和全院參與抗日救亡進行安排，留學歸國的飛機制造專家、他的女婿朱霖被他派到前方航空隊參與飛機修造工作；女兒熊芷組織紅十字救護隊前往戰區救護傷兵，主持后方醫院；香山慈幼院組成200余人義勇軍，開赴戰區前線。為表舍身救國之決心，他在香山熊家墓園為自己筑就生壙，并自撰墓志銘：“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許國，遑計死生！或裹馬革，即瘞此塋。”

1932年10月，“深感家產私有甚屬無謂”的他，將自己全部家產捐獻，成立“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會”，用于籌辦幼稚園、托兒所、學校、國書館、老廢院等十三處慈善機構，使無數處于戰亂動蕩、風雨飄搖的孤老殘幼得到棲身安頓之所。

1933年1月，“長城抗戰”爆發，他除組織對陣亡將士遺屬和難民進行救助、撫恤外，還親自和女兒熊芷帶領紅卍字救護隊到前線救護傷員、慰問將士，前后長達三個月之久，共救出傷兵1萬人，收容難民5萬余人。至今，熊希齡故居內還掛著他當年在前線的影像，寒風凌厲的戰場上，一個白須老者迎風立于一張大方桌上，向前方的將士們講話，桌旁站立的正是時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兼察哈爾省主席宋哲元。在他1933年4月16日寫給熊芷的信中我們則看到了戰場的兇險和血腥。“今日有不幸事，即前次我與兒所住石匣房中，晨八時為敵飛機擲下一彈爆炸，將金鼎臣會長炸死，同時有上海紅卍字會派來之總隊長陳槎濟亦炸傷，又炸死夫役一名，傷數名。”4月16日他們在前線住的房屋被日軍轟炸，他因15日回北平主持紅卍字會會議，而女兒熊芷于前幾日回天津辦理臨時傷兵醫院事宜，父女倆逃過一劫。

“九一八”事變后，為呼吁團結抗日，他多次以個人名義或聯合各界名流領銜致電、致信南京國民政府及蔣介石、汪精衛、張學良、閻錫山等，“就應付國難之方針致蔣介石主席函”“宣布救國三項主張應請一致要求致全國公民電”“堅請抗日與馬良等致張學良、閻錫山等電”“為抗日救國請決定大計與馬良等致林森等電”“請國民黨負起抗日救國之責任致南京林主席孫院長奉化蔣介石等電”……字字啼血，句句扎心，憂國憂民的赤子之情躍然紙上。與此同時，他利用自己任世界紅卍字會中華總會會長身份，積極向世界宣傳日本之侵略罪行及國人反抗之行動。“為反對日本成立偽滿洲國致國際聯合會秘書長函”“為九一八國難周年紀念告世界各友邦書”“反對日本提出上海五埠《辛丑條約》辦法致英美法等國公使”“為維護我國傷兵難民之安全致國際救濟會函”……讓世界看到真相，以爭取國際支持。

在寫于1937年8月20日的信中，他寫道：“余現專辦紅卍字會救護救濟事，一星期間救出傷兵四百余人，難民六萬余人。余已將義助社所給生活費挪捐一千元，又為湖南收容所挪捐一千元。目睹此間慘狀，亦不能計將來之能否溫飽矣。”此時，是“八·一三”淞滬抗戰第八天，年近七旬的他奔波于救助前線。信中所寫“湖南收容所”為熊希齡等人，與設在上海的湖南同鄉會、善聯會及湖南水災善后委員會，共同組織的“收容資遣湖南難民委員會”，上海抗戰期間，該會共收容湖南籍難民近2萬人，資遣回湘5000余人。“義助社”即“熊朱義助兒童幸福基金”。早在1931年熊希齡已將全部家當捐建基金，之后自己及家人的生活費由基金會按月發放。為救民于水火，在“不能計將來能否之溫飽”的情況下，他仍一而再地從個人生活費中擠出資金捐于救濟，拳拳之心，莫不令人感佩。“余以老病之軀，又無官守言責，本可以往就安全之地，但以國家存亡，匹夫有責，余雖老，亦應盡國民一份子之義務，故決計與媽媽在此辦救濟也。”讓人讀之無不為之動容，潸然淚下。而對于孩子們的期望，仍是“兒等青年當為國盡忠，以慰老懷”。

另一封寫于1937年10月24日的信，他除敘述戰事情形，詳細安排救助相關事宜外，字里行間多處流露出對時局的擔憂和父親對女兒的牽掛。據熊夫人毛彥文回憶文章，淞滬會戰期間，他“整天都在那些地方巡視和辦公，得暇又要寫文章向當局貢獻救亡意見，日以繼夜，未嘗休息”。他組織在上海設立臨時傷兵醫院、難民收容所，淞滬會戰期間，共救出并醫治受傷抗日將士6000余人，收容和救出難民22萬人。兩月后，因上海失守，他輾轉香港，欲繞道回湘繼續籌捐抗日，終因憂憤交加、旅途疲累，突發腦溢血于1937年12月25日在香港去世。據考證，這是目前留存于世他給女兒最后的信。

1892年農歷二月二十，湖南沅州府衙內，一位新進舉人以一幅棉花圖并題以“此君一出天下暖”讓四座愕然，他胸懷天下的豁達胸襟贏得了知府朱其懿的青眼相加，這位以棉花寓志的舉人就是熊希齡。他從湘西走出，從青絲到白發，從翰苑到戰場，終其一生都在踐行年少時的誓言：以心頭發熱，暖天下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