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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棕樹

我和岳立功相識、相交到相知，轉眼已達半個多世紀。其間，相逢、相聚的機會很少、很短，這樣說來，悠長的“兩地分居”的時光才是我們友誼的“常態”。 即便這樣，可當我們在異地邂逅時卻依舊是一見如故，彼此滔滔不絕有說不完的“熱門”話題，這也許就是所謂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吧。

近年來我旅居加拿大，常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空穿梭。2023年8月，我從朋友圈上看到了老友岳立功的一條“爆炸性”消息：他歷時35年的艱難跋涉，終于推出了全套由《黑營盤》《紅城垣》《白祭壇》組成的《湘西三部曲》長篇小說，總計達170萬字。這是當今文學界的一件大事。我借用一句說，“岳立功放了一顆大衛星啦！”因為據我所知，在湘西乃至湖南省，除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作家唐浩明推出了全套三大本的《曾國藩》以外，似乎還沒有這樣的例子。由此，我又想起當年收到出版社寄來的又厚又重的那本沈從文先生所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時，我那顫抖的雙手久久捧不起來，兩行老淚打濕了眼眶……而岳立功雖已步入暮年，但他仍精氣神俱佳，健步奔走在湖廣大地上，并參加各種各樣的典儀以及推介會、研討會等，想來這應是“晚年崛起”的豪邁與風光吧！

《湘西三部曲》自2023年8月問世以來在社會上反響很大，特別是文藝界人士好評如潮。由于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改行踏入新聞界謀生，至今已40年有余，對文學十分陌生，尤其是對文學評論未曾涉及。連日來我翻閱新出版的評論專集《瑰麗湘西的文學史詩》，更感老友這幾十年的文學“馬拉松競跑”實至名歸，可喜可賀。

十分贊賞為該書作序的胡野秋先生的一段話：“岳立功和他同樣出生于湘西的文學前輩們不同的是，他具有自發的歷史感，無論是沈從文還是黃永玉，都更多地著力于個體敘事與命運遭際的細微體悟。岳立功更注重于從宏觀的歷史走向中映照個體生命的豐富與跌宕。”

初看《湘西三部曲》覺得亮點頗多。給人的總體印象是：全書如一座巍峨大廈，其內答宏闊，意旨博大，精彩處令人動容，收尾時讓人長嘆、喘噓。具體有兩點感受與大家分享。

一是作者對長篇的宏大敘事伸縮有度、收放自如，尤其是對重大的歷史事件能拿得起、放得下，當繁則繁、該簡則簡，其對主要人物的性格刻畫和大小事件的鋪排均能精準到位，厘清輕重緩急，足見作者的長篇寫作基本功底不俗。

二是對故事情節的描述，尤其是細節的刻畫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湘西三部曲》中有很多有關戰場和軍人心理活動的描寫，給人的印象很真實。看過太多的門外漢作者，往往是胡編亂造、虛假湊數，而對于岳立功這個從校門走進機關單位大門的人來說，理應是個極大的挑戰，但寫作的結果卻以假亂真，甚至真假難辨……我想這應得益于作者平時對影視劇中有關軍人和戰場情景的細微觀察、體味以及他那與生俱來的描摹本領。總之，這是作家智商和情商整體融合而迸發出的藝術之花。

另外，還要特別提到岳立功對細節描寫的細膩而又真實，如沅水青浪灘的水花、激流、飛鳥、木船以及船主、纖夫、江邊木樓和浣衣少婦等等，都寫得真實可信、栩栩如生。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寫洪江古商城和鳳凰古城里的大戶人家豪宅，不僅展示了民間雕刻家的高超工藝，還對門窗框里雕刻的魚蟲花草均標出它們的名稱。這對即將全面走向消亡的民間雕刻工藝來說，是傳承給后代子孫的重要依據。同時也顯示出作家觀察生活的細致入微和對讀者認真負責的態度，在這心態浮躁的當下尤為可貴。

生活中愛好文學的人數不勝數，對岳立功而言文學的種子早在童年時就在心田里種下，之后不因時代的風云變幻和人世間的悲歡離合而停歇甚至泯滅。幾十年來他如鯉魚跳龍門，先后從鄉鎮到縣到州再到省，最后匯入人頭攢動的南下潮流，在深圳安家落戶。

在長沙以及深圳作者都是在官方體制內從事影視編劇工作，這和文學創作還是有一定界限的。當然，岳立功是個多面手，但在自己本職工作中所做出的建樹是有目共睹的。在完成本職工作的前提下他的“業余”文學創作也是走走停停，并未能完全專心致志，盡管不時有“在夾縫中生存”的心態干擾，但岳立功的主體文學意識似乎并沒有削弱，他內心里的“湘西三部曲”情結也始終沒有淡化。正是上述原因，注定了他用心血與汗水交織成的《湘西三部曲》，必定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文學競走，或曰“長篇苦旅”。

在談起岳立功和他的《湘西三部曲》這個話題時，我常生發出一種“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感慨。由于地域遙遠和工作的不同，我對老友岳立功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之所以有上述感慨，是基于兩個原因。

首先是他的家境貧困，解放初期就隨父母遷到湘西吉首謀生，填報高考志愿時毅然把“湖南師院”列為首選，更令人驚訝的是這樣一個酷愛文學的人當年竟然選報了數學系，畢業后分配到鳳凰鄉下吉信教數學，這就意味著他將與無窮無盡的公式、方程、幾何原理等結下不解之緣。他文理皆修，教數學自能從容應對，但心中的文學理想毫無懈怠，平時稍有閑空，就坐在圖書館里孜孜不倦地閱讀文學書籍或練習詩文，鍛造文學基本功。他還喜歡做社會調查，喜愛訪問民間藝人，觀看民俗、慶典……尤其是對遍布苗疆的古城、古堡、邊墻、哨卡和筸軍的英雄人物情有獨鐘。可以說從這時起，岳立功就無意識地為未來的“湘西三部曲”大廈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岳立動剛到省會長沙“屁股還未坐熱”，就在1990年又拖家帶口前往深圳安家。毋庸諱言：廣大農民工背井離鄉涌入深圳是想賺錢養家糊口，而多數知識分子的見異思遷是為尋找新的機遇，一展才華，發家致富。對于岳立功而言，不能說他當時沒有這種“先富”的思想，也許正是這種時髦的新思維，導致他后來兩種觀念的碰撞和斗爭恐怕從未間斷過。遙想當年《湘西三部曲》的第一部《黑營盤》的創作幾乎是心無旁騖，一鼓作氣并大功告成，此后足足過了二十多年，第二部《紅城垣》在其退休后的數年里得以問世，而作為壓軸的第三部《白祭壇》則在2023年8月才圓滿完成。

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古代名將岳飛的名言“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辛勞和心酸。文士與驍將同樣付出辛勞與辛酸，卻是截然相反的兩種結果。我還想起我倆共同的良師益友、同鄉，前湖南省作協主席孫健忠。生前，孫健忠在病榻上多次念叨的“我欠了湘西父老鄉親一筆賬”。從某種程度上說，我認為岳立功和他的《湘西三部曲》為他、也為自己償還了這筆由湘西子孫后代簽收的皆大歡喜的“債務”！

以上是我對岳立功及他的《湘西三部曲》漫長寫作背景的一種披露或詮釋，相信會有助于讀者對人和書有個全面認識及客觀、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