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文玉
“說了”≠“做了”。這一簡單公式,揭示著人類行為中“說”與“做”兩個核心維度的本質差異。哲學層面上,它是“可能性”與“現實性”的思辨命題;實踐領域里,則是檢驗責任擔當與治理效能的重要標尺。
現實中的“說”與“做”恰如一面多棱鏡,能清晰映照出人性百態。有的人只說不做,存在投機取巧心態,習慣耍“嘴皮子功夫”,熱衷于喊口號。匯報時,還能列出個子丑寅卯,實際上“紋絲不動”。有的人只做不說,篤行“行動至上”,不注重或不屑于言語表達,只是埋頭拉車,卻疏于抬頭看路,致使上級對其成效“丁點不知”。有的人邊說邊做,或說多做少,虛榮心作祟,夸大其詞,既想通過行動又想通過言語找到一種平衡,放大自己的功勞,以博得他人贊賞。還有的人樂當“兩面人”,于廣眾間大談廉潔,背地里卻干著見不得人的勾當。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本質上講,言語可能反映意圖,而行動則反映真實動機。“說”與“做”既相互依存又辯證統一。中國傳統文化中,“行勝于言”“言必信,行必果”的理念源遠流長,深刻影響著人們對言行關系的認知。而現代治理則需實現從道德自律到制度他律的轉化。辯證地看,有效的“說”可以為“做”提供指導和動力,而成功的“做”則可以驗證“說”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然而在工作中,一些干部深諳“語言政治學”,把“說了”等同于“做了”,把會議部署當落實、文件印發當成效,在“傳達-匯報”的閉環中制造行政空轉。這種“話語GDP”的泡沫化生產,正是形式主義最赤裸的展演。一些干部將過程性動作等同于最終成果,把“做了”當作“做成了”,看“倒車鏡”多,吹“沖鋒號”少,重部署輕落實、重形式輕實效,工作僅滿足于一般化要求、過關式落實,是隱蔽性形式主義的典型表現。還有一些干部極力追捧“云端表演”,把“做成了”粉飾為“做好了”,借助數字化手段,通過擺拍作秀、數據造假、界面優化等方式制造“視覺政績”,以技術包裝掩蓋實質空轉,這是新型治理場景中衍生出的形式主義。
“說了”≠“做了”,須干部躬身示范。領導干部既要當“指揮官”動員說,又要當“戰斗員”親自做。要注重方式方法,努力打破思維定勢,跳出固有的路徑依賴,用改革的思維和創新的手段融古通今,示范帶動各級干部變“要我干”為“我要干”,變“催著干”“推著干”為“爭著干”“比著干”。
“說了”≠“做了”,須推行清單管理。建立“任務分解-過程管控-成效評估”的全鏈條管理體系,對上級決策部署、巡視巡察、審計監督等反饋的問題實行清單化、臺賬式管理,構建責任可追溯、進度可跟蹤、成效可量化的閉環機制,杜絕“責任虛化、任務空轉”現象。
“說了”≠“做了”,須進行督考革新。聚焦改革發展、政策落地、為民辦實事等重點工作,優化指標設計,減少形式化考核,到現場看實效,見具體查細節,建立“滯后指標預警-問題溯源整改-成效回訪評估”的動態監管機制,推動考核重心從“過程合規”向“結果達標”轉移。
“說了”≠“做了”,須加強輿情管控。堅持內外有別、外緊內松的傳播策略。對內,加強政策解讀的專業性與保密性,避免信息誤讀干擾工作;對外,要堅持先做后說、多做少說甚至只做不說,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時、度、效,防范“低級紅”與“高級黑”的風險。
“實”字當頭,“干”字為先。廣大干部要摒棄“做了就行”“及格就好”的思想,堅定做起而行之的行動者、不做坐而論道的清談客;當攻堅克難的奮斗者、不當怕見風雨的泥菩薩,用真抓實干的作風、精益求精的精神,扛起責任,勇于擔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