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黃曉丹 出版社:上海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24年11月
彭寧
黃曉丹是有“野心”的。
她選擇九位身處大變局時代的詩人,從時代背景與個人際遇入手,結合詩人作品,展示他們用文學轉化生命痛苦完成偉大創造的過程,探究“詩心”的力量與光芒。
黃曉丹也配得上她的“野心”。
對每一位詩人的解讀,她都跳出人們的傳統印象,獨辟蹊徑卻又合乎情理,帶著個體溫度的思考與情感,照見古今共通的生命處境,令人耳目一新、產生共鳴。
1
我猜大多數女讀者會和我一樣,先讀李清照。
“沒有一個詩人像她一樣,在開頭就擁有如此之多,然后在一生中全部失去……”
我一直覺得,李清照是最幸運的女性之一。
她生在書香門第,度過恣意快樂的閨閣時光,年少即有詩名;她嫁得良人,與夫君志趣相投,沉醉于收藏金石圖書,共同編纂《金石錄》;她留名青史,以《詞論》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開創化俗為雅、清新工巧的“易安體”詞風,躋身《宋史·藝文志》著錄作家之列。
這般璀璨精彩的一生,與那些歷史長河中絕大多數從未被聚光燈照耀甚至姓名都不曾留下的女性相比,李清照實在幸運。
黃曉丹卻提醒我們,換一個角度打量,如果一生是“把擁有變作失去”的過程,這還能算是幸運嗎?
她失去家園,失去故國,失去愛人,失去畢生收藏,甚至在晚年再嫁又反目的風波中失去名聲……真正做到把開頭擁有的“如此之多”用一生來“全部失去”。
但正如這本書的副題“暗夜里的文學啟明”,啟明誕生于暗夜,“那個‘卻把青梅嗅’的纖麗才女必須先死一回,‘木蘭橫戈’的女英雄才會從火中誕生?!?/p>
黃曉丹把李清照的人生總結為三次解放:第一次是亂離,第二次是喪失,第三次是污名?!霸谑詹厣⑹?、家世與名聲的負累逐漸脫去之后,晚年的李清照確實進入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境界。”
她寫“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用激賞項羽的義氣英勇“打臉”宋高宗渡江南逃和趙明誠棄城逃跑;她寫“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表達即使被萬世譏笑也要離開錯誤的婚姻和人的不悔決心;她寫“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以檄文般的力量表達生命應有的自由與生動;她寫“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反思金石文物的聚散與人類命運的終局;她寫“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在繁華與磨難歷盡后從容向世界謝幕告別……
正因一生都在失去,李清照反而摒除現實世界里所有限制,超越悲哀,涅槃重生。
2
讀完李清照,我發呆許久。
文字力量的余波在心中激蕩翻涌,有震撼、有感動、有惋惜、有悵惘,還有很多情緒無法言喻、無處紓解。
然后,我跟著作者依次走近屈原、李陵、曹丕、陶淵明、杜甫、歐陽修、文天祥、吳梅村。每個人的故事讀完,我都得發一陣呆,像心里某處被刺破,需停一停、養一養,才有力氣繼續往下走。
黃曉丹像一個“女巫”,搖晃著魔法棒,帶我們穿越時空,在每位詩人所處的大變局時代上空停留,看他們面臨的困境,讀他們創作的作品,見證他們的矛盾與抉擇、詩路與詩心。
不僅如此,她還探索文學應如何回應歷史和現實中的真實問題,希望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和啟發性的答案。
她通讀每位詩人的全集,提取詩人生命歷程中復雜的細節和內在矛盾;將文獻???、文史互證等學術方法服務于“知人”,還原詩人心靈與現實沖突的現場;細讀文本,解釋在文學的坩堝中生命到底經歷了怎樣奇異的轉化。
于是,在觀照現實問題的基礎上,她為詩人們寫下“判詞”——“時間的焦慮”屈原,“流亡的孤獨”李陵,“樂極的哀情”曹丕,“生死的辨證”陶淵明,“生活的慰藉”杜甫,“語言的力量”歐陽修,“離失的史詩”李清照,“英雄的省思”文天祥,“艷詩的自贖”吳梅村。
時間確定性崩塌,屈原選擇認領生命的短暫、無依、平凡,成為后世同樣經受平凡生命之苦的士大夫的榜樣。
身份認同瓦解,李陵“扛住”流亡的孤獨,以茍活反抗世界的惡意,咬牙度過不肯服輸的一生。
至親好友離去,曹丕意識到生命脆弱的本質,將痛苦孤獨推廣到普遍的人類境遇,寫出生命哀嘆之詩。
永恒執念消解,陶淵明勇敢直面死亡,以“草盛豆苗稀”的耕耘姿態重建生命,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
理想世界潰敗,杜甫用詩歌提供慰藉,這慰藉不在于提供某種希望,而在于證明了沒有希望,但還是有慰藉。
文風僵化浮靡,歐陽修與友人共擔諫諍后果,用寫作扭轉文風,以文字的力量維護人文理想。
倫理枷鎖崩解,文天祥掙脫英雄的桎梏,實現“舍筏登岸”,進入“忽悟大光明”的生命境界。
黃曉丹用詩性的語言、哲性的思考,結合現代心理學、比較文學,逐一呈現詩人們如何投入不同的時代和生命問題,尋找自己的渡筏,抵達各自的彼岸。
3
吳梅村是書中最后一位詩人。
與其他聲名遠揚的詩人相比,吳梅村和李陵顯得相對平凡。黃曉丹也在序言中坦言這兩人寫得最為艱難,感嘆“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經過更復雜的折射和過濾才能呈現”。
但我很喜歡吳梅村這個故事,因為其中有對女性的深情凝視。
崇禎十六年(1643),35歲的江南士人吳梅村遇到秦淮名妓卞賽,春風得意的他因被依戀而沾沾自喜,卻對其“思嫁之心”置若罔聞。次年,明亡,兩人落入時代洪流,各自輾轉流離。七年后重逢,卞賽拒之不見,吳梅村心生惆悵。幾個月后,卞賽卻穿著道袍尋來,向吳梅村傾訴明清易代之際身處漩渦中心經歷的種種變故。
自此,吳梅村眼中的卞賽與漢末亂離中的蔡文姬形象融為一體,他甚至從她身上窺見了不朽與永恒。他心中的私情全部熄滅,取而代之一種帶著理解、尊重、平等的愛意。在此后對卞賽的反復回憶與書寫中,吳梅村將驕矜、嫉恨、愧悔編織其中,升華出一種近乎仰視的敬意與情意。
這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黃曉丹一針見血:明亡改變了文人看待女性的眼光。國家沒有了,政治前途也不可求,人生的價值要重新尋找。到這時,吳梅村才能將女性當作和自己一樣的人,關注她的遭遇,共情她的內心,意識到命運的共通。
換句話說,吳梅村是在失去了國家、失去了政治前途、失去了人生價值之后,才“收獲”了平視、尊重、共情女性的能力。他與李清照一樣,都于“失去”中,實現了對原來那個“我”的超越。
合上書,跳出時空局限,打量九位詩人,他們面臨的困境——時間焦慮、生命詰問、理想坍塌、價值虛無、倫理困局等,歸根結底就是一場又一場無可挽回的“失去”。
失去,才是人生的底色,是所有人都逃不過的“終局”。
但這些詩人們,卻把“失去”當作與自我周旋的戰場。他們挑戰時間、對抗孤獨、直面生死,他們用詩歌縫補破碎、掙脫枷鎖放飛豪情、撕掉面具書寫懺悔,他們在與命運周旋、與世界碰撞的過程中,一層一層剝離,一步一步超越,終于把自己還給自己,抵達一個更為真實、自由、澄明的“我”。
黃曉丹說,詩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詩、不懂詩,但不能沒有詩心。
或許,所謂詩心,就是“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不懼、不偽、不屈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