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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彬馨

萬溶江的水從湘西深山流淌而出，哺育了乾城這一脈的秉性和人文，正如沈從文先生在《湘西》一文中所述：乾州，地方雖不大，小小石頭城卻整齊干凈，且出了近三十年來歷史上有名姓的人物……乾州，歷史上為西南邊陲軍事、政治、文化中心，地靈人杰；這座城的每個角落似乎都隱藏著一段故事，隱藏著一個個在歷史中綴光織影的人物……

乾州北門巷里，我們見到了黃穆如先生的侄女——86歲的黃玉霞，這是他現今最親近的人了。因為身體原因，她現在很少下樓，說起黃穆如，她喃喃地說：“大伯跟我講，要讀書，要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黃穆如先生在湘西近代的歷史波瀾里，始終堅持自己內心的方向和信念，終身撲在家鄉教育事業上，對家人的教育和影響，讓黃玉霞成為吉首市第一家民辦幼兒園園長，現在，她的女兒張清玲又繼承了她的教育事業。而黃穆如先生不僅僅是這一家人的燈塔，更是乾州城的傳奇。

省立第一師范畢業

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黃穆如生于乾州北正街一貧寒家庭，他的父親黃澤沛疾惡如仇、樂善好施，常年在門口設攤施水，災年施粥。黃穆如幼時被送到乾州廳立高等小學堂讀書，受當時名儒滕子香、李佩余熏陶。民國三年（1914年）春，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與毛潤之同窗共讀。

畢業后，他選擇回鄉任教，將一腔心血傾注于乾城縣立第一高初兩等小學（州民族中學前身）。先生任教員時，廢除體罰，推行啟發式教學，有教無類，不論貧富，不分民族，傾心施教，一視同仁。很多苗鄉的孩子成為先生的學生，在先生的關懷下漸漸樹立起自己的人生方向。先生說：“立書但求切實用，教育總要合潮流?！彼麚慰h立模范小學校長時，將“窮奮斗”作為校訓；向學生宣講“刻苦學，勤為徑”和“學問，學問，又學又問”的學習精神與學習方法，時常以“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鼓勵學生發憤讀書，學以致用。

他的很多學生都記得他和藹的模樣、耐心細致的講解和鼓勵人的話語。學生吳生琳這樣寫道：“我敬慕先生，先生的教態灑脫、大方、張弛有度。他將平素的溫良恭謙變幻成點兵旄將的氣概，充滿了力量！”抗戰時期，很多淪陷區的孩子也成為他的學生，從安徽隨家人逃亡到乾州的胡宜森回憶說：“教我常識的是當時民教館館長黃穆如先生，他講授岳飛抗金兵一節，使我特別感動，要我們學習民族英雄岳飛的精忠報國精神。”

他晗著首從眼鏡上方投向學生的和藹目光，粉筆字于黑板上蜿蜒如河流，最后都匯入少年們那一片豁然開朗的星海，照亮了越來越多的人。

先生一家與“墾荒書店”

談話間，黃玉霞拿出幾張發黃的照片，照片中并沒有黃穆如先生，是黃增頤先生和他的夫人孩子，我才忽地想起，黃穆如先生原名“黃增榮”，黃玉霞也講起，照片中的人正是先生的六弟黃增頤——這組照片，又揭開了另一段傳奇。

1938年南京淪陷，武漢、長沙會戰，大量難民和機構取道湘川、湘黔公路和沅水西遷，乾州一時間成為戰時學校、機關、工廠的轉移地。時任乾城縣民眾教育館館長的黃穆如，積極宣傳抗日，并協助安置來自淪陷區的避難同胞。

他以“組織民眾，培植地方文化教育事業”為由，辦戰時圖書閱覽室，組織窮苦民眾上夜校讀書，組織戲劇隊下鄉演出，舉辦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殘殺我三十萬同胞的“南京大屠殺”圖片巡展，讓抗日情緒、報國壯志在湘西民眾中高漲。

隨著戰事推進，乾州一帶成為江蘇銀專、國立八中、省立十三中、江蘇臨中等內遷學校的聚集地，加上乾城原有的學校，青年學子對于書籍的需求越來越迫切，而當時乾州城只有一家賣筆墨紙硯的“鼎新書店”。先生的六弟、縣立模范小學老師黃增頤想開一家書店，黃穆如便把自己的工資積蓄悉數拿出，二人共籌資1000元，見此教育界同仁備受觸動，紛紛解囊相助。黃增頤在《墾荒書店的回憶》一文中說：“乾所一帶由于淪陷區內遷的學校甚多，莘莘學子不少，他們缺乏精神食糧，渴望學海之源。加上平時我同外地來乾的朋友聊天，他們開玩笑說，你們這里文化落后，連一個書店都沒有，就像夜里不點燈，真是個‘不毛之地’。于是起名‘墾荒書店’”。并在臨街的外墻上方，由黃增頤畫一幅《春耕圖》，作為書店的標志。1939年初，書店開業，設在縣立模范小學門口，經營文具、教科書，以及生活、新知、讀書等書店出版的《新群叢書》《中蘇文化》《什么是列寧主義》《抗日三月刊》《抗日救國指南》《新華日報》及魯迅先生的作品等。書店還編輯《墾荒大壁報》半月刊，版面有“時評”“縣政介紹”“民間聲音”“抗戰新聞”“文藝作品”等。墾荒書店還發行《抗戰新聞周報》，免費贈送各機關學校，并張貼在墻壁上供民眾觀閱，成為當時乾州的“一盞新燈”。

漸漸地書店成為接納進步青年，宣傳發動民眾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的重要陣地，還是乾城地下黨接頭開會的場所。地下黨組織還把中共乾城縣工委設在縣立模范小學。當時，許多追求進步的年輕人，利用禮拜天或逢乾州場，冒著被特務盯梢的危險，以購買文具紙張的名義，到書店如饑似渴地閱讀進步資料。當時國立八中一批熱血青年從這里分批出發去延安，追求光明，報效祖國。

墾荒書店在黃穆如和黃增頤的經營下，成為那個時代引導湘西學子、青年、知識分子前行的燈塔，是湘西文化傳播的星星之火，更是抗日救亡、愛國的象征。

書店鮮明的“紅色標簽”，很快引起國民黨的不滿，國民黨政府開始以各種理由逮捕進步教師，先生怒不可遏，拍案吶喊：“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教員和學生宣傳抗敵，何罪之有！”但是，國民黨政府還是于1940年底查封了墾荒書店，并將黃增頤軟禁。經過地下黨和黃穆如多方活動，加上先生四弟黃增壽（時任國民黨裝甲部隊連長）施加壓力，國民黨最終釋放黃增頤，但是墾荒書店就此關閉。

后來，黃增頤與國立八中初女部張子靜老師的女兒張兆珊結成連理，與岳父母一家去了臺灣。1989年，黃增頤一家回到乾州，在北門老宅和黃玉霞一家拍下了那組照片——這時，黃穆如先生已經去世多年。

孝親尊師重教

黃玉霞老人繼續回憶對大伯的印象：“我小時候，常領著一群小朋友到大伯辦公室找他要錢，說要買書，他給我五毛錢，也給一起的小朋友每人五毛錢，還鼓勵我們多讀書。他從不偏私，不管是當老師還是當‘官’，都只會虧待自己，厚待他人。”

抗戰勝利后，他任教于屯中（即后來的省立十三中），風雨寒暑朝夕長衫布鞋徒步天天往返數里，到校準時上課，教育鄉里后進，循循善誘，務期百年樹人。他常拿出微薄薪資，資助貧困學生，讓他們不輟學業，終有所成。

黃穆如曾在“湘西王”陳渠珍麾下任書記員，后調任保靖鹽稅局，民國十六年(1927年)派任永順縣政府第一科長，主管民政事務，仕途廣闊，但此時母親年事已高，他毅然辭職歸家侍奉母親。同仁為之惋惜，先生說，老母年事已高，來日可數，為子者如不能侍養天年，有何面目立于人世？回乾州后，先生熱衷于公益事業，但不論工作如何繁忙，他早晚都要到母親榻前問安，母親臥病期間，親自侍奉湯藥，喂藥前必親口先嘗，試其苦嘗其溫。

黃穆如的啟蒙老師李佩余一生清貧，后因年高不能從教，老兩口生活貧困。先生邀集幾個同窗，將薪酬勻出一份給李老師，每月親自送錢送米，讓老師安度晚年。李老師病故后，他們出錢為李老師買棺槨辦喪事，把老師送上山。李老師過世后，師娘健在，大家仍湊錢按月送給師娘……新中國成立后，僅先生一人在吉首，此時師娘健在，先生便每月領工資后首先把師娘的生活費送去，直到師娘過世。

先生的另一老師胡溫齋，曾在乾州飛山廟開私塾館教學，黃穆如早年跟隨其念書，胡老師去世后遺下師母家境困苦，黃穆如時常給予經濟支持。師母逝世無棺材，親屬向黃穆如求援，他知道后立馬籌了三十個銀元，讓師母入土為安。

黃穆如先生因一心撲在家鄉的教育事業上，為民生謀福祉，為人樂善好施，德高望重，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三、四屆委員會委員、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第二屆代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會第一、二、三屆代表、政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第一、二、三屆副主席。

1950年，黃穆如應邀前往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會議期間，他被邀參加少數民族座談會，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這對他鼓舞很大。

1952年成立湘西苗族自治區，黃穆如主筆撰寫了《關于實行土家族苗族聯合自治的調查報告》和實行土家族苗族聯合自治提案，上報湖南省和湘西苗族自治區人民政府。1957年7月，吉首縣召開人民代表大會，黃穆如被選為吉首縣人民政府副縣長，分管文教衛生工作。同年9月，他當選為湘西州人民政府副州長，同時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員會副主席。

采訪中，黃玉霞念起一段小時候的童謠：

乾州城墻筑得緊

層層炮樓有四門

內有三塘并五井

七十二廟在乾城

幼年常聽老人論

乾州盡是讀書人

……

黃穆如先生一家對家鄉教育的奉獻，讓讀書重教、書香滿城成為乾州城的精神符號——她悠然蒼遠的聲音推開了塵封百年的乾州城門，青石板上，是立誠書院的青青子衿，是寄居在文廟國立八中的學生們在高唱《萬溶江之歌》，是墾荒書店里最亮的星火，終究落在“乾州盡是讀書人”的吟唱里。

那些聲音似被歲月拉長，與北門巷石板路上過往學童的步履聲混同起來，一并帶進巷子更深、更遠處。